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和劫持人质行为。两个月后，加沙地带平民被围困、被杀害的情况令人震惊，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每时每刻都在恶化”，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平民正试图逃离以色列的轰炸。随着要求国际社会结束加沙平民苦难的压力不断增大，在该地区以及其他类似冲突地区运营的工商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的责任备受关注。

历史告诉我们，企业在武装冲突中侵犯人权几乎不是什么新现象。但是，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再加上私营部门的巨大影响力，公司参与冲突的程度有所加强，承担的相应责任也更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南苏丹的长期动荡和缅甸的军事政变都是最近的一些例子。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明确指出，“企业不是中立的行为体；它们的存在并非没有影响。即使企业在冲突中不明确支持某一方，其业务的作用也必然会影响冲突动态。”

这对位于冲突地区的公司意味着什么？对向冲突地区提供服务、原料和资源的公司的日常活动有何影响？ 总而言之，在业务和价值链方面，“一切照旧”的模式不再可行。

在这种情况下，财务和声誉风险大大增加；一旦出现问题，企业还可能面临包括承担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风险。降低这些风险意味着，企业应至少根据《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承担核心责任，实施持续、强化的人权尽责，以明确“了解并表示尊重人权”。这也意味着要尊重国际人道法（IHL）。国际人道法以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和2005年附加议定书为基础，适用于商业行为体和国家，旨在限制武装冲突的影响和减轻身陷其中者的痛苦。伦丁能源公司（现Orrön能源公司）的两名前高管被控参与在南苏丹实施的战争罪行，这起仍在审理中的刑事诉讼颇具启示性，“向跨国公司发出一个响亮的信号，即国际罪行不会有罪不罚”。

对以牺牲受冲突影响地区平民的权利、生命和福祉为代价追求利润的公司而言，因违反国际人道法被起诉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新态势。越来越多的公司被控违反国际人道法就是明证。

例如，全球著名建材企业拉法基集团（Lafarge）因在叙利亚共谋危害人类罪被立案调查。去年，两家非政府组织在法国起诉道达尔能源公司（TotalEnergies）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犯有“共谋战争罪”。学者Tara Van Ho博士指出，“选择留在（俄罗斯）的企业应该知道，他们有责任对共谋战争的罪行进行补救，乌克兰也很可能要求他们为此承担相应得责任。” 针对近来爆发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联合国专家特别强调了在冲突中开展业务的私营部门面临的法律风险；在谈到危害人类罪之外，还呼吁包括企业在内的国际社会“立即结束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种族灭绝风险”。

在卷入武装冲突的商业行为体名单中，最受关注的是军火公司、采掘公司以及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紧随其后的是科技公司，包括监控公司、社交媒体平台和电信供应商。随着战争从军靴和坦克转向无人机、卫星、监控及其他数字工具和方法，它们在冲突中将扮演越来越核心的角色。这些公司最好现在就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面临的风险。

科技公司可以而且必须发挥强大的作用，例如，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往往能拯救他们生命的信息。

但是，它们的产品也被用来协助镇压和传播虚假信息，从而加剧危机。最近的以哈冲突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有关虚假信息、传播有害内容、限制民用通信、在网络上宣扬仇恨言论、对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网络攻击以及新闻审查的报道越来越多，这给相关技术行为体带来了巨大的潜在法律影响。缅甸罗兴亚难民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元公司（Meta），以及埃塞俄比亚人就该公司在提格雷战争暴力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对其提起诉讼就是明证。这两起诉讼都涉及在危机和冲突中宣扬仇恨言论和暴力。

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因不良人权做法而承担责任的风险。欧盟《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很可能成为企业责任领域的分水岭。最近颁布的欧盟《数字服务法》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除其他事项外，该法案旨在为在线平台建立一个问责框架，包括规定在武装冲突期间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如“调整内容审核程序”。欧盟委员会最近根据该法案，就在以哈冲突中“传播非法内容和虚假信息”向X公司（原推特）和元公司发出信息请求。虽然此举遭到民间社会的一些批评，但这种趋势已彰明较著。

鉴于科技公司在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冲突期间只会更加突出，人们对它们在业务运营中坚持以人权为中心抱有越来愈高的期望。如果达不到公众的预期，除了声誉风险，公司还可能承担更多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