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文翻译由企业责任资源中心提供]

2019年11月21日

上周，我荣幸地加入了一群中国非政府组织，参加在科特迪瓦（Cote d’Ivoire）首都阿比让（Abidjan）的非洲企业责任联盟。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影响，机会和责任制”。

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问责制项目（China Accountability Project）的创始人张晶晶组织。中国问责制项目是一个由经验丰富的中国公益律师和环境专业人士运营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让中国公司对环境影响和侵犯权利负责。它一直在弥合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同行之间的知识鸿沟。

这次聚会是非洲企业责任联盟首次让中国非政府组织与非洲非政府组织会面。到目前为止，我要说的是，这是独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官方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或官办非政府组织，第一次有机会与非洲NGOs讨论和制定有关管理中国投资负面影响的最佳民间社会做法。

作为具有在中国从事劳动和环境保护工作经验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想分享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作为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经验，并提供有关公民社会状况以及中国环境和劳工运动的更真实的图画。我们还想就非洲非政府组织，工会和社区如何应对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负面社会和环境影响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经历，能够使非洲人摆脱对华人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中国人的面孔增添更多人性。

第一天，坐在会议厅里，我们受到当地一支铜管乐队和鼓乐队的欢迎，这使人想起了新奥尔良的蓝调乐队，随后是一群脸上涂满颜料的妇女表演传统的歌舞。我们受到了非洲企业责任联盟组织者的欢迎，并听取了一位尼日利亚学者在非洲问题上所做的关于非洲中国问题的主题演讲。

我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演讲，谈到了我在中国劳工通讯上的经验，在那次活动中，我们与中国劳工活跃人士一起组织了涉及劳资纠纷的工人，并对他们进行了集体谈判策略和技术的培训。我还谈到了我的赞比亚之行，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以及赞比亚的一些中国公司多年来如何学会承认独立工会（中国没有这种工会）并从事集体谈判。与他们一起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

我的其他同事谈到了环保运动，以及他们的经验，要求公司和政府部门通过竞选和诉讼对污染负责。他们展示了中国公司对本国的负面环境影响，以及中国非政府组织如何使这些公司承担责任。有人建议非洲公司也可以这样做，但要花些时间，制定战略计划，也许还要得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以找出如何最好地减轻中国公司在非洲造成的损害。

听众中的非洲人非常好奇，并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的问题常常反映出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公司对其社区造成的破坏表示愤慨。一名男子问中国只是向非洲输出犯人，这是真的吗？我们的答案：没有任何证据。另一个人问，如果非洲国家简单地拒绝接受中国的投资，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答案：中国投资者与其他投资者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只需看看亚马逊主要是由白人（非华裔）农民，矿工和伐木工人掠夺。各国不会对来利用其资源和劳动力的其他投资者关闭大门，那么您为什么要对中国投资者这样做呢？我们要问的不是如何将这些投资者排除在特定国家之外（尽管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将某些行业或从事非正式/非法活动的投资者排除在外），而是如何更好地规范和管理由他们的投资带来的风险。

第二天花时间研究公司问责机制，从申诉机制到更大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再到诉讼。会议的重点是通过中国国家和商业贷款资助的大型自然资源开采项目。这些项目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它们的庞大规模和涉及的资金数量，以及它们对当地社区和环境的影响，突显了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来追究这些公司的责任。

在一次关于劳资冲突的小型单独会议上，中国在非洲的另一个层面受到关注，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同样重要：中国公司和企业家进入经济的其他领域的浪潮。正如David Dollar在其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报告《中国与非洲的参与：从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China’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From Natural Resources to Human Resources）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在非洲的融资可能集中在国有企业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的大型项目上，但是在非洲的大多数中国人分散在服务，制造业和农业领域的各种私营企业中。没有关于非洲有多少中国人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好数据。据说许多人去大型项目上班，最终他们逾期居留，自己创业或为其他中国企业工作。Howard French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的第二大洲：一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一书中经常使用非洲百万华人这个神话般的数字。

在赞比亚，在那里生活的中国人估计有20,000至100,000人。无论人数多少，中国移民不仅在首都卢萨卡（Lusaka），而且在铜带城市恩多拉（Ndola）和基特韦（Kitwe）无处不在。那里有很多华人家庭。在中国的购物中心和商店中，大多数商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有中餐馆和赌场，中医诊所等等。

美元暗示，随着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增长将变得更加重要。他的报告标题”从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都指出了这种转变。这种规模较小的私营部门活动没有得到与采掘资源部门大型融资交易同样的关注。最重要的是，它对非洲大陆的累积影响正在迅速增长，越来越受到当地居民的重视。

这种影响是我们关于劳资冲突的小型会议的主题，劳资冲突很快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例如中国公司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竞争和挤出非洲公司，中国公司与非洲供应商之间缺乏联系，中国工人从事可能给予非洲人的工作，非洲人缺乏技能转移和培训。

为期两天的时间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这个重大的主题显然不够，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控股公司的生态系统有很多部分要负责。重点是矿山和水坝等大型自然资源开采项目，以及致力于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运动和诉讼等机制。组织社区，工会和商业协会，以解决中国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并提供申诉，监督和问责机制，不仅要追究中国公司的责任，还要追究政府的责任，这些非洲国家应对造成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的负面影响负责… … 这些讨论很容易又会花上两天时间。正如Charles Kojo Vandyck所指，非洲的民间组织也可以“通过多部门召集和论坛来触发关于《联合国指导原则》的对话”，并可以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entral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Community）和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

为期两天的会议提出的观点是，非洲的局势与中国的局势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在这两个地方，都在起草包含国际标准的法律，法规和准则。该法律框架为公民社会建立了各种切入点，以要求国家和公司承担责任。当我总结了三个来之不易的经验教训时，我要在演讲中回到这一点：

其中之一是，中国和非洲在制定法律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这些法律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入了国际标准，但是这些法律可能存在缺陷，或者根本无法实施或执行。这就是民间社会的来历。

第二，除非非政府组织，工人和社区共同呼吁改善法律，并要求政府，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公司对遵守这些法律负责，否则这些法律将不会有用。

第三，如果我们要为公司、工人和社区实现真正的双赢解决方案，那么民间社会不仅需要进行点名指责，还需要进行组织工人和社区、与公司、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施压和谈判的工作，并实现Vandyck所称的可持续业务的遥远承诺，他将其定义为：

“…在整个价值链中尊重人权的企业。这种类型的业务不仅会利用其利润的一部分通过公司的社会责任来促进社会事业，而且还会在其运营以及使用其产品或服务的社区中维护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