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非政府組織與非洲非政府組織會面,敦促中國公司承擔責任

作者: NGOs in China, 刊登日期: 10 December 2019

[此中文翻譯由企業責任資源中心提供]

2019年11月21日

上週,我榮幸地加入了一群中國非政府組織,參加在科特迪瓦(Cote d’Ivoire)首都阿比讓(Abidjan)的非洲企業責任聯盟。今年大會的主題是“中國在非洲投資的影響,機會和責任制”。

中國非政府組織代表團由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中國問責制項目(China Accountability Project)的創始人張晶晶組織。中國問責制項目是一個由經驗豐富的中國公益律師和環境專業人士運營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讓中國公司對環境影響和侵犯權利負責。它一直在彌合中國公民社會組織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同行之間的知識鴻溝。

這次聚會是非洲企業責任聯盟首次讓中國非政府組織與非洲非政府組織會面。到目前為止,我要說的是,這是獨立的中國非政府組織,而不是官方的中國非政府組織或官辦非政府組織,第一次有機會與非洲NGOs討論和製定有關管理中國投資負面影響的最佳民間社會做法。

作為具有在中國從事勞動和環境保護工作經驗的非政府組織,我們想分享我們在這些問題上作為在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的經驗,並提供有關公民社會狀況以及中國環境和勞工運動的更真實的圖畫。我們還想就非洲非政府組織,工會和社區如何應對中國對非洲投資的負面社會和環境影響提供一些建議。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經歷,能夠使非洲人擺脫對華人的陳規定型觀念,並為中國人的面孔增添更多人性。

第一天,坐在會議廳裡,我們受到當地一支銅管樂隊和鼓樂隊的歡迎,這使人想起了新奧爾良的藍調樂隊,隨後是一群臉上塗滿顏料的婦女錶演傳統的歌舞。我們受到了非洲企業責任聯盟組織者的歡迎,並聽取了一位尼日利亞學者在非洲問題上所做的關於非洲中國問題的主題演講。
我作了一個關於中國勞工運動的演講,談到了我在中國勞工通訊上的經驗,在那次活動中,我們與中國勞工活躍人士一起組織了涉及勞資糾紛的工人,並對他們進行了集體談判策略和技術的培訓。我還談到了我的讚比亞之行,考察了中國製造業和採礦業工作場所的勞資關係,以及贊比亞的一些中國公司多年來如何學會承認獨立工會(中國沒有這種工會)並從事集體談判。與他們一起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

我的其他同事談到了環保運動,以及他們的經驗,要求公司和政府部門通過競选和訴訟對污染負責。他們展示了中國公司對本國的負面環境影響,以及中國非政府組織如何使這些公司承擔責任。有人建議非洲公司也可以這樣做,但要花些時間,制定戰略計劃,也許還要得到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以找出如何最好地減輕中國公司在非洲造成的損害。

聽眾中的非洲人非常好奇,並提出了很多問題。他們的問題常常反映出他們所看到的中國公司對其社區造成的破壞表示憤慨。一名男子問中國祇是向非洲輸出犯人,這是真的嗎?我們的答案:沒有任何證據。另一個人問,如果非洲國家簡單地拒絕接受中國的投資,將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的答案:中國投資者與其他投資者沒有什麼不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只需看看亞馬遜主要是由白人(非華裔)農民,礦工和伐木工人掠奪。各國不會對來利用其資源和勞動力的其他投資者關閉大門,那麼您為什麼要對中國投資者這樣做呢?我們要問的不是如何將這些投資者排除在特定國家之外(儘管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將某些行業或從事非正式/非法活動的投資者排除在外),而是如何更好地規範和管理由他們的投資帶來的風險。

第二天花時間研究公司問責機制,從申訴機製到更大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再到訴訟。會議的重點是通過中國國家和商業貸款資助的大型自然資源開採項目。這些項目是報紙上的頭條新聞,它們的龐大規模和涉及的資金數量,以及它們對當地社區和環境的影響,突顯了迫切需要採取行動來追究這些公司的責任。
在一次關於勞資衝突的小型單獨會議上,中國在非洲的另一個層面受到關注,但從長遠來看卻可能同樣重要:中國公司和企業家進入經濟的其他領域的浪潮。正如David Dollar在其2016年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報告《中國與非洲的參與:從自然資源到人力資源》(China'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From Natural Resources to Human Resources)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在非洲的融資可能集中在國有企業在能源和交通運輸領域的大型項目上,但是在非洲的大多數中國人分散在服務,製造業和農業領域的各種私營企業中。沒有關於非洲有多少中國人實際生活和工作的好數據。據說許多人去大型項目上班,最終他們逾期居留,自己創業或為其他中國企業工作。 Howard French在2014年出版的《中國的第二大洲:一百萬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國》(,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一書中經常使用非洲百萬華人這個神話般的數字。

在贊比亞,在那裡生活的中國人估計有20,000至100,000人。無論人數多少,中國移民不僅在首都盧薩卡(Lusaka),而且在銅帶城市恩多拉(Ndola)和基特韋(Kitwe)無處不在。那裡有很多華人家庭。在中國的購物中心和商店中,大多數商品都是從中國進口的。有中餐館和賭場,中醫診所等等。

美元暗示,隨著中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少,中國在這些行業的增長將變得更加重要。他的報告標題”從自然資源到人力資源”都指出了這種轉變。這種規模較小的私營部門活動沒有得到與採掘資源部門大型融資交易同樣的關注。最重要的是,它對非洲大陸的累積影響正在迅速增長,越來越受到當地居民的重視。

這種影響是我們關於勞資衝突的小型會議的主題,勞資衝突很快轉移到其他問題上,例如中國公司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中競爭和擠出非洲公司,中國公司與非洲供應商之間缺乏聯繫,中國工人從事可能給予非洲人的工作,非洲人缺乏技能轉移和培訓。

為期兩天的時間討論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這個重大的主題顯然不夠,但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控股公司的生態系統有很多部分要負責。重點是礦山和水壩等大型自然資源開採項目,以及致力於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非政府組織,以及運動和訴訟等機制。組織社區,工會和商業協會,以解決中國投資的社會和經濟影響,並提供申訴,監督和問責機制,不僅要追究中國公司的責任,還要追究政府的責任,這些非洲國家應對造成中國和其他外國投資的負面影響負責… … 這些討論很容易又會花上兩天時間。正如Charles Kojo Vandyck所指,非洲的民間組織也可以“通過多部門召集和論壇來觸發關於《聯合國指導原則》的對話”,並可以在“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中部非洲經濟和貨幣共同體(Central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Community)和東非共同體(East African Community)。”

為期兩天的會議提出的觀點是,非洲的局勢與中國的局勢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在這兩個地方,都在起草包含國際標準的法律,法規和準則。該法律框架為公民社會建立了各種切入點,以要求國家和公司承擔責任。當我總結了三個來之不易的經驗教訓時,我要在演講中回到這一點:

其中之一是,中國和非洲在製定法律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這些法律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入了國際標準,但是這些法律可能存在缺陷,或者根本無法實施或執行。這就是民間社會的來歷。

第二,除非非政府組織,工人和社區共同呼籲改善法律,並要求政府,銀行,國際金融機構和公司對遵守這些法律負責,否則這些法律將不會有用。

第三,如果我們要為公司、工人和社區實現真正的雙贏解決方案,那麼民間社會不僅需要進行點名指責,還需要進行組織工人和社區、與公司、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互動、施壓和談判的工作,並實現Vandyck所稱的可持續業務的遙遠承諾,他將其定義為:

“…在整個價值鏈中尊重人權的企業。這種類型的業務不僅會利用其利潤的一部分通過公司的社會責任來促進社會事業,而且還會在其運營以及使用其產品或服務的社區中維護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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