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ESG报告规定最终有利于亚洲的企业与投资者

周龙炜,企业责任资源中心

今年5, 香港交易所就检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进行咨询。香港交易所提出的建议包括︰

  • 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中加入强制披露规定,以涵盖:
    • 陈述董事会考虑过有关ESG事宜的董事会声明;及
    • ESG报告中应用的相关汇报原则及范围;
  • 要求发行人披露已经及可能会对其产生影响的重大气候相关事宜;
  • 修订「环境」关键绩效指标,并要求披露相关目标;
  • 将「社会」关键绩效指标的披露责任提升为「不遵守就解释」;及
  • 缩短刊发ESG报告的时限,与年报刊发时间一致(即财政年结日起计四个月内(主板发行人)或财政年结日起计三个月内(GEM发行人))。

咨询在7月中结束,咨询结果有待公布,但有上市公司已对改动表示保留,而很多机构投资者及民间社会组织则支持建议。

各个证券交易所对环境、社会及管治披露的要求不尽相同,而采纳强制人权尽职调查(Mandatory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则逐渐成为大趋势,尤其是在欧洲。正如本中心的Joseph Kibuku最近在其博客所说,该类法规比起像英国的《现代奴役法案》(Modern Slavery Act)要求提高透明度的法律,更进一步地规定企业有责任查明在供应链中存在的人权风险,并执行有效措施予以应对。法国荷兰是最早采纳此类规定的国家,有更多国家正商讨仿

这种法例和其他要求披露环境、社会及管治信息的要求,为投资者在评估公司在社会及环境事项上的风险时提供有用的信息。事实上,愈来愈多公司支持这种法例,包括宝马、可口可乐、雀巢和宜家家居,他们指这些法律为负责任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为他们所需负担的责任提供法律确定性

在亚洲,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要求普遍停留在选择性披露的层面,以致很多企业流于使用对环境、社会及管治议题的笼统承诺,以及忽略个别议题和个案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攸关者的用处和可靠性存疑。

Aaron Halegua在他的博客举例,美国当局就兴建博华太平洋赌场被指剥削工人(博华太平洋为香港上市公司),控中国承包商多项「严重违规」,要求罚款超过20万美元,四间中国建筑公司须向2,400名雇员支付1,390万美元退还工资和违约赔偿金。另一起由七位中国建筑工人指控博华太平洋及其两个承包商(包括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的子公司,以及深圳上市的金螳螂集团)涉及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的诉讼,也在塞班岛联邦地区法院进行当中。

尽管当地机关采取了这些法律行动,博华太平洋在其2018年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写道︰「我们的运作雇用儿童和强迫劳动的风险很小,所以这些问题被认为是非物质性。」鉴于涉及的潜在法庭费用、专业费用、管理层、额外的员工成本、罚款、营业额减少和名誉损害分心,这些资讯可能会误导投资者和利益攸关者。然而,现在的自愿披露要求让企业可以提出这样的说法

根据摩根大通的报告,在2018年,全球负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市值约23万亿元,占所有新资金的10%。这些资金仍在快速增长,但80%集中在欧洲和美国。

对亚洲、尤其是香港来说,加强环境、社会和管治报告要求是细小但重要的一步,赶上社会责任投资的竞赛,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针对全面和可靠地披露环境、社会及管治信息的要求,亚洲和西方的差距将会继续扩大。

加强ESG披露要求对于亚洲赶上社会责任资本的竞争,并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实现可持续性,是关键的一小步。亚洲公司,特别是在海外经营的中国公司,在强制性人权尽职调查要求取得进展等国际趋势的背景下,将需要对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负责。披露有关ESG的全面和可靠信息将最终让这些企业和投资者获益,从而确保其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