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東南亞新澳門: 西哈努克港的中國和柬埔寨建築工人調研報告

Ivan Franceschini,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hinese construction in Sihanoukville

筆者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間對位於西哈努克港城郊奧特斯(Otres)村中7個中國建築工地(包括民企和國企工地)的工人進行了抽樣調查。這項研究發現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雇主有意地讓中柬兩國工人處於法律上的困境。

西哈努克港(以下简称为“西港”)曾被誉为旅游天堂,如今却被视为无节制的中国资本运作造就的一个极坏的典型。近年来,在中国官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其他投机性资本则流入了赌场和其他相关娱乐场所,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西港由这一经济泡沫产生的年收入在35亿到50亿美元之间,其中90%来自于网络赌博。

虽然一些在城中拥有房产的柬埔寨人能够趁机大发横财,但其他许多无力承担不断上涨的房租和生活费的当地居民却被推到社会边缘。在这样的动荡中,公共安全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面对屡屡发生的针对洗钱、非法赌博、绑架、拐卖人口等涉嫌与中国移民潮有关的犯罪行为的指控,2019年8月,柬埔寨首相洪森突然宣布,从2020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一切网络赌博活动。

柬埔寨当局执行禁令的决心出人意料,随之而来的是投机泡沫破灭。赌场裁员数千人,房地产价格暴跌,房地产交易量急剧下降,寄希望于该市成为东南亚新澳门的小企业纷纷破产。因为投资者出逃,其投资未来的盈利能力骤然受到质疑,全市各地的建筑工地相继停工,并且停发工人工资。

高达97%的柬埔寨工人和75%的中国工人没有与雇主、承包商或中介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掠夺性的中介公司也很常见,一些滞留此地的中国工人痛苦地抱怨自己被骗的经历。...欠薪现象一直屡见不鲜。...当地政府机构软弱无能,工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没有人管束的地方,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成百上千的中国工人滞留在西港,无望地等待补发工资好回家过年。我对位于城郊奥特斯(Otres)村中7个中国建筑工地(包括民企和国企工地)的工人进行了抽样调查。总共向中国工人发放了95份问卷,向柬埔寨工人发放了90份问卷,另外对两国的工人做了34次半结构化访谈。

这项研究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所调查的工地上,雇主有意地让工人处于法律上的困境。高达97%的柬埔寨工人和75%的中国工人没有与雇主、承包商或中介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掠夺性的中介公司也很常见,一些滞留此地的中国工人痛苦地抱怨自己被骗的经历。

欠薪现象一直屡见不鲜,2019年8月的网络赌博禁令发布后,则更是变本加厉。虽然两国工人在一起辛苦劳作,经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务,待遇却大相径庭。柬埔寨工人的工资基本都是按天计酬,现行薪资水平在8到20美元之间,但绝大多数的工人只能拿10到15美元,女工的收入在8到10美元之间。中国工人每天的工资大约在50到72美元(350到500元人民币)之间。雇主很少根据工人的出勤情况或业绩发放奖金,也不提供任何保险或支付任何社会保障金——只有14%的中国工人(均为国营企业职工)称,根据规定,公司需提供与职业有关的私人事故/意外保险(金),没有柬埔寨工人提及这一点。

当地政府机构软弱无能,工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没有人管束的地方,也得不到任何支持,这让雇主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在与中国工人的交谈中,他们经常会提到“没有法律”这个词。在西港的华侨社区中,到处流传着中国公民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故事,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此地的糟糕印象。当被问及是否相信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当地的劳动法能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98%的中国工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柬埔寨工人的态度稍显乐观,但仍有多达54%的人表示不相信法律能够帮助他们。

工人在谈话中没有提到工会,考虑到当代柬埔寨蓬勃发展的工会史,这点令人颇感意外。我调查的七个工地都没有工会活动,这一发现或能反映西港的总体情况。

尽管有共同的困境,但中、柬两国工人群体很难团结起来,原因如下。首先,没有柬埔寨工人会说中文,亦没有中国工人会说柬语。第二,由于缺乏(能够沟通的)共同语言,在工作场所之外,两个群体之间的往来极其有限。第三,双方对工资差距的不公平现象存在不同看法。88%的中国工人相信工资差距是合理的,他们经常提到的理由包括:自己的素质、技术、效率比柬埔寨工人更高,而且还要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而64%的柬埔寨工人则认为这样的差距根本不合理。、

因为2019年8月的禁赌令,再加上2020年初的冠状病毒爆发,西港成为东南亚新澳门的梦想可能就此画上了句号。现在,这座城市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柬埔寨当局试图叙述一个新的故事:号称将西哈努克打造成新深圳,甚至不惜从中国大都市请来专家,为将该市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工业中心绘制蓝图。目前的讨论显然遗漏了一点,即:深圳(模式)的成功是如何建立在系统地剥削中国农民工之上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西港的未来如何,我们惟有希望柬埔寨当局能够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Ivan Franceschini (方易仁) 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他是《中国制造学刊》(Made in China Journal者之一,是一份于中国工和公民社会的刊物,向所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