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服裝行業規模達2.4萬億美元，擁有約7500萬員工，其中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對於工資水平低的孟加拉國，柬埔寨，斯里蘭卡和越南等國家，服裝行業是其經濟增長的核心及其主要的就業來源。但是，這一現實可能激發製造商（甚至是政府）不正當的動機——為保持低工資和高生產率，徹底忽視工人的權利和安全，尤其在全球“快時尚”行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之下。 2013年達卡（Dhaka）拉納廣場（Rana Plaza）建築倒塌等災難表明製衣業工人所面臨的惡劣工作環境。此後，品牌和零售商在公眾壓力之下要求其供應商遵守職業安全標準。然而，就在去年，新德里一家製衣廠的另一場致命大火再次凸顯了該行業持續存在的安全隱患。

這些災難體現了一些較“明顯”的問題。然而在全球服裝行業隱蔽的供應鏈中，還有其他一系列侵犯勞工和人權的難題。除了諸如薪酬過低和剋扣工資，迫害工會成員或過度加班等持續存在的問題外，工作中的性騷擾和基於性別的暴力（GBV）也是製衣廠工人日常面臨的潛在風險。全球勞工正義（Global Labor Justice）2018年的一份報告揭示，儘管女性工人佔勞動力的80-95％，但大多數人受僱於短期，低技能和低薪職位。服裝業以出口和“快時尚”為導向的性質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危機，因為苛刻的生產目標日益成為規範，並鞏固了工作場所的權力失衡。據報導，在越南，服裝生產旺季發生暴力和騷擾的機率是其它時間的3.8倍。一名工人自陳她的上司如何毆打她以及用手杖打她的手。

中國服裝和紡織工業“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公司將其海外製造基地擴展到非洲，東南亞及其他地區，供應鏈中的這些問題亟需慎重對待和關注。如果不妥善解決，工廠車間的性騷擾不僅會削弱工人參與性和員工留任率，降低公司的利潤，還會對公司名譽和買家的聲望產生負面影響。正是由於全球對道德消費主義的呼籲，保持正面形像對Zara這樣面臨著一系列與供應鏈有關的醜聞的主要品牌和零售商來說，是當前的首要問題。

在柬埔寨，製衣業規模達70億美元，佔該國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三和國民生產總值（GDP）的40％。該行業因不安全的工作——如2019年罷工期間的大規模裁員，和眾所周知的女工群體暈倒的問題引發了一系列爭議。該行業僱用的80萬名工人中大多數為年輕婦女，這可能是她們從農村地區移徙到城市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這些工人通常在工廠內處於“低權力”的職位，必須接受生產主管監管和績效評估，因此更容易受到騷擾和其他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

柬埔寨的大多數製衣廠由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投資者所擁有，並且大部分由中國員工管理。儘管一些工廠已經制定了預防性政策和報告機制支持遭受性騷擾或其他性別暴力的工人，但在舉報和處理這些騷擾時，通常仍然存在一種機構化（如果不是社會）的沉默文化。從對柬埔寨工人和管理人員的工廠訪談中可以明顯看出，缺乏組織資源和對哪些行為構成“性騷擾”的認識，再加上工人擔心遭到報復和解僱，可能會導致騷擾事件的報告率嚴重偏低。同時，工廠管理層普遍未能將性騷擾和性別暴力視為工作場所的“真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尊重”當地文化和習俗的願望使中國管理者傾向於合理化觀察到的行為，儘管這些行為已然構成性騷擾。

新冠疫病大流行造成全球供應鏈中斷，極大地衝擊了婦女生計，而柬埔寨的製衣行業首當其衝。在服裝供應鏈防止一切形式的性別暴力的責任不僅應由柬埔寨政府和全球品牌來承擔，也同樣（如果不是更多的話）落在工廠老闆和經理身上。該行業的中國投資不僅需要對性別問題敏感，而且要通過制定更好的機構準則，報告機制和提高員工意識來積極支持婦女經濟賦能和性別平等。這一舉措的商業理由很明確：從經濟角度而言，一項研究估計，該行業由於性騷擾而導致的生產力損失的間接有形成本，包括人員更換率、曠工和超額出勤，每年可能高達近8900萬美元。而從聲譽上講，道德成本是不可估量的。

皮查蒙·约范童（Pichamon Yeophantong），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研究员，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