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论坛首天会议（全球最大的工商企业与人权会议）上，受害者及人权工作者对有效补救（救济）方法的强烈诉求不绝於耳。尽管各界认同各政府及商业机构对这些诉求的回覆，但要求进一步改善的声音应该继续会在整个会议上回响。

 正如在讨论《联合国指导原则》第三支柱（补救（救济））的会议上所言，与工商企业有关的人权受害者在取得补救（救济）的路上正面对极大障碍。东道国家通常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帮助受害者，或受害者只能有限地寻找法庭协助。这种情况在美国Kiobel v. Shell判决後更显严竣，因为判决限制了约定域外索赔的可能性。正如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Sif Thorgeirsson所评：「在Kiobel判决的同一时间，美国法院正处理19项外国企业侵权的案件；而在Kiobel判决後，美国法院只处理过一宗外国企业侵权的申请。」

 原住民团体在首天会议上提出的很多例子都证明企业的申诉机制及国家的保障系统皆无法保护在地社区。秘鲁原住民团体领袖Aurelio Chino谈及PlusPetrol公司在没有徵询他们意见下占用土地及污染食水，而当地居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公平的赔偿。当地团体认为PlusPetrol公司的赔偿并不足够，但PlusPetrol则声称他们正「尝试与当地社区重展对话」。Aurelio对他们现在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我们厌倦了直接要求政府对我们负责，而这正是我们来到联合国的原因。」

会议亦同时提醒与会者防止侵权行为是非常重要，因为某些损失是不能弥补。「他们永远都不能补偿我孩子失去的父亲还给他们。」一名危地马拉原住民勇敢地分享她的故事。「我们经常听到企业会带来发展机会，但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正是这些国际大企业。」她补充道。这些带来改变的计划需要真正的谘询 ──正如一名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所言，我们需要双向对话而非单向独白 ──和严谨的人权评估把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包括在内，同时反对这些计划的人士亦不应受压迫。

在讨论柬埔寨和菲律宾案例的研讨会上，地方团体代表分别叙述了他们如何在Hidrosogamoso水坝及Tampakan金铜矿的负面影响下挣扎求存。欧洲议会议员Richard Howitt提到这些案例中洁净能源分布的不均，而很多时候相关企业和政府的资金规模令在地团体更难取得补救（救济）。

我们在一些领域上看见司法补救（救济）的潜在进展，包括瑞士及法国关於治外法权的法案。至於非司法补救（救济），巴西人权组织Conectas的Caio Borges分享了巴西非政府组织关於使用行政机制解决有关环保的纷争及游说巴西发展银行使用更有效的申诉机制的经验。同时，阿迪达（Adidas）全新的投诉机制正是企业为本的补救（救济）机制的示范。至於有关国家履行的责任，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工作组有关国家行动计划的最新指导文件亦强调国家整合工商企业与人权的补救（救济）方法的重要性。

这些例子提供了倡议者一些思考空间，但同时继续关注受侵害者的诉求，以改善工商企业与人权的补救（救济）方法。